苏南苏北的分界线究竟在哪？
发布时间：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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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合格的江苏人，不可以不知道关于“大内斗省”的各种梗。
在听到“你是江苏人吗”的问题时，苏锡常三市人民总会笑答：“我是苏南人”。苏北人则更擅长打哈哈：“大家都是江苏人”。新世纪之前，饱受冷眼的南京不被苏南承认，只好曲线救国，硬造出了“苏中”这个地域概念。
但真正的苏南又在哪里呢？
三十年江北，三十年江南
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如今的苏北并不穷，甚至是全国数得上的富庶之地，粮食丰足，根本没有“挤进江南”的心思。
江北的农业其实是靠天吃饭，由富变穷的厄运说来就来。1128年和1194年黄河两次决口，浊水在淮北平原上横行了七百多年后，苏北的经济结构大变。昔日的鱼米之乡变成了只能种高粱和小麦的盐碱地，为了避开洪泽湖秋季涨水，农民不得不将双季两熟稻改为一熟早籼稻。
明万历三年（1575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间，黄河水倒灌，洪泽湖承受不来，溃决了140多次，淮北地区成为了“洪水走廊”，远远超出了天灾的范畴，归结到底，还是人祸。
明清政府治理黄河的目标始终不在控制洪涝。明朝治理黄淮水患，首先考虑的是保护朱元璋钦定的泗州祖陵，最终把黄河水引向了居民区。到了清朝，虽然不用考虑保护明祖陵，但依然延续了明朝的治水方式，南京大学马俊亚的研究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保漕运。
大运河一直是江南漕粮北运的必经之路，但大运河从江南到济宁地势是上升的，从济宁到京师地势下降，北上并不符合水流动的自然规律，运河常常干枯。为了给运河引流，明清政府在黄淮地区修了座大坝高家堰，蓄水济运。
可惜黄河不遂人愿，与它斗，其苦无穷。黄河水含沙量过高，水位年年增高，高家堰就要一直加固，湖水逐渐吞噬了周围的淮北平原。天旱水少时，高家堰要蓄水济运，农民没水灌溉；洪涝时大坝泄洪，整个淮北汪洋一片。
明清政府为什么偏偏要保护漕运，不走海运？马俊亚考证，元朝时海运技术和经济效益就已经超过了漕运，明清政府一直不改漕运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河运兴废关系着利益集团的生死存亡。
1855年，漕运水道被直接冲断，清政府内忧外患，只好取消河运。淮河平原大量依靠漕运生存的漕工、河工失业，苏北地区那些运河两岸的交通、商业中心城市迅速衰败。产粮和产盐的苏北地区始终处在行政权力的高度控制下，兴盛与否，与政策走向密不可分。
同样在这段时间里，苏北赖以为生的制盐业也因此走向没落。早在秦汉时代，苏北境内的先民就已“以渔盐为业”，1495年黄河夺淮后，苏北海岸泥沙不断沉积，形成了广袤的滨海平原，海势东迁，淮南原来的旧盐场离海更远了，卤淡盐薄。还有像洪泽湖这样的淡水湖不断冲灌盐场，盐的质量下降，盐场数量大幅减少。
但苏北盐业的衰落更多是人为的。盐政收入一直是惹人垂涎的肥差，两淮盐道上安插的都是正部级官员。为了守住这座金库，两淮盐业一直重南、轻北。具体来说，就是强行缩减淮北盐场产量，因为淮北的晒盐法产盐效率高，会有很多人铤而走险贩私盐；相比之下，淮南煎盐法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场地都更容易控制。
因此，官府重点发展淮南盐场，甚至把古代中国最大的食盐消费市场配给了淮南盐场。直到清末，依然淮北盐业的产量始终被淮南远远甩在后面。
可以说，明清官府亲手葬送了原本繁荣的苏北盐业。这份一直被国家垄断的财政收入，从京城皇帝到管理盐业的各级官员、再到盐商，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渗入了太多的行政权力。
长此以往，苏北和苏南也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江南虽然后发，但整体环境安稳得多，江南人都在忙什么呢？
苏南的崛起
和苏北一样，种水稻、种玉米，苏南的水土一样优渥。但苏南人民走得更远，除了农耕种植，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发展出了最早的轻工业。
江南养蚕的历史已有5000年之久，但真正大规模发展还是在明清。
18世纪初，中国人口出现大爆发，到19世纪初涨到了3亿，约占世界人口1/3。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清政府并没有想要限制人口，反而鼓励农民发展副业、互相竞争。到18世纪时，上千万江南农民已经变成了兼营农业的工人，工业生产已经成为远远超过农事的主业。
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长江沿岸的无锡、吴县、江阴等县经上海大量出口生丝，年出口量在5万担以上，“日出万绸，衣被天下”，就是苏州盛泽镇丝绸贸易的真实写照。雨果的小说中被称为“The Modern Library”的紫花棉布裤子，一度受到19世纪30年代法国绅士们的追捧，就是嘉定、宝山一带生产的“紫花布”做的。
纺织轻工业不仅带来了财富，更重要的是给苏南带来了早期工业化的变革。在苏州盛泽镇、濮院镇等地，每天都有大量工人聚集在固定的劳动力市场等待雇佣，这些江南市镇的人口结构不同于传统乡村，从事工商业的人比农业更多，就是后来“苏南模式”的基础。
60年代的中国，城市工业生产停顿，物资短缺。尽管苏南没有像东北一样国家投资拿到手软，央企、乡团企业不多，但农村地少人多，劳动力过剩，原先的工业基础还在，让苏南比其他地区更早地走上了农村办工业的道路。
苏南乡镇上的小型工厂，当时被称作社队企业。公社制度取消时，这些集体企业并没被解散，而是被下一任行政机构接收和经营。这些企业的产权属于基层行政机构，其盈利除了发放工人工资之外，都用于地方建设，是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也就是说，苏南模式也开始于集体经济。
但集体经济模式很快遇到了瓶颈。90年代后期，苏南的集体企业批量发展成两个方向：规模小的被转售或拍卖，成为私营企业；规模大的企业大多数经由集体控股、参股，成了国企。
与集体经济剥离，大量技术人才流向“铁饭碗”国企，但这并没有压倒苏南人。乡镇企业和苏南模式有过名利双收的高光时刻，也陷入过低谷，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上海郊区以及苏南等地，甚至诞生了一种名叫“星期六工程师”的工种。当时许多乡镇企业的厂长们往往都随身带写着国企或研究所工程师联系方式的“联络图”，只要一遇到技术难题，他们就联系这些技术顾问，用红包换技术。
对于求贤若渴的民营企业而言，“星期六工程师”十分吃香，掌握先进技术的国企人暗暗挣着外快，顺手拉了一把民企。
许多苏南民企其实是由基层政府主导的乡镇企业转变来的，到今天，苏南乡镇的经济水平完全可以和主城区平分秋色。苏州就是典型，隶属苏州管辖的常熟、昆山、吴江、太仓等，个个都实力雄厚，苏州GDP领先全省，它们功不可没。
这也是很多人调侃大内斗省内部还有小内斗市的由来。经济实力决定了话语权，昆山人，不一定承认自己是苏州人；江阴人，不一定看得上无锡人。
挤不进的苏南
大体上，江苏南富、北穷的鸿沟已经没有争议，苏南不仅仅是一个固化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经济概念。
苏南究竟在哪里，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几个苏中城市能不能挤进苏南。
譬如南通，这可能是全省最为矛盾的一个城市：1949年4月设立划定的行署区中，南通全境划给了苏北，此后一心向往苏南，如今身处苏中。
本世纪初，南通爱喊“引领苏中崛起”的口号，在南通人看来，“苏中”应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在经济上，他们应该和苏锡常处于同一水平才对，因为一百年前南通也曾辉煌过。
然而往日的风光，几乎都是清末状元张謇一手建立的。他的大生资本集团涉及工业、交通、金融、航运等企业，总资本7000多万元。和同期无锡的荣氏兄弟相比，张謇的身份更像是一位“绅商”。他在南通筹办纱厂原本就是张之洞的授意，官商合办，自然有许多掣肘。
1897年8月，张謇和官商盛宣怀签订《通沪纱厂合办约款》，但最后也没拿到投资款项。后来在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国内战局混乱的环境下，张謇投产后，首先支付的还是昂贵的官府利息。
时势造英雄，一战结束后，国内局势陡转。棉花产量不足加上日本棉纱倾销，大生纱厂腹背受敌，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张謇向美日求助失败后，商业王国很快衰落。那个时代的南通人一定想不到，今天的南通需要挤破头皮，跟苏锡常一比高下。
尽管经济上一路追赶，2017年南通的地区生产总值7734.6亿元，在省内仅次于苏州和无锡，但在精神上依然挤不进苏南的吴语圈，南通人只要一开口，江淮方言就暴露了自己“刚波宁”的身份。
不止南通，还有被苏南集体嫌弃的省会南京，比起被甩了一大截的经济，它的政治履历足以碾压苏南。毕竟从三国时期孙吴建都以来，南京从未让过东南重镇的交椅。
清末，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几乎血洗南京城，大批来自河南、安徽以及江苏北部的移民占据了这座空城，从此大内斗省达成了唯一的共识：南京是安徽省省会。相比之下，苏州才是吴语文化区的精神省会。
经济上基础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贫富收入上，还深深影响了下一代的教育。
从明清两代开始，苏南苏北的教育水平就已经和地区经济水平直接挂钩。江南的进士主要产生在苏州、松江、常州、杭州、湖州等地，科第的兴盛与这些地区经济发达，是世家大族的集中地有关。
这样的差异一直延续到今天，发达的苏南往往比苏北更能留住人才，加重了南富北穷的恶性循环。
来源：《苏锡常地区和苏中、苏北地区创新能力比较研究》
2016年，江苏省有34.7万应届毕业生留在本省就业，其中到苏南地区的有15万人，到苏中的有7.6万人，苏北地区的12.1万人，依然有不小的差距。
当然，在全国人民面前提江苏的教育水平，江苏人会格外团结，甚至可以说“省内团结靠高考”。毕竟，南通各中学的模拟卷和“苏锡常镇”联考考题都是江苏考生的噩梦。
延伸阅读：苏北到底在哪里
五花八门的苏北标准
江苏省政府将全省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区域，长江以南的南京与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一并被划归苏南；苏中包括扬州、南通、泰州三市，是经济较发达的北岸沿江地带；除此以外的剩余部分才是苏北。
这三大区域中，“苏中”纯属政府自行创设的概念，在民间缺乏基础，具体范围还时常变化。在 2000 年之前的江苏省年鉴中，苏南就仅限于苏锡常三市，是全国农村经济的改革样板，“苏南模式”的发源地。
按照当时的划分，“苏中”一词除了扬通泰外，南京和镇江也被包括在内。
官方观点不够稳定，民间对苏南苏北的划分就更混乱了。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韩起澜在上海研究城市族群，就此问题采访过大量市民，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
苏北的南界，有人坚持长江线，有人却认为应该包含长江南岸的南京、镇江，排除北岸的启东、海门；至于北界，有人认为不应包含徐州，另一些人非但不同意，还要把附近安徽、河南、山东的大量地区都归入其中。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郭绪印编著的《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一书中，采取了“广义的苏北定义”，其从事上海史的后辈多延续这一做法。按照“广义的苏北定义”，不要说南通、泰州、扬州，就连今天隶属上海市的崇明岛，也算苏北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广义的苏北定义”倒是饶过了南京，没有把它算作苏北。
说江北话就是苏北人
苏北的定义难以统一，并不妨碍以上海为首的“江南人”搞地域歧视。
在生活方式的各种细枝末节处，江南人通常都自居上等，并把其对立面视为“江北人”的特征：江北人爱吃辣，江北人不吃甜，江北人不会握筷，江北人不懂穿衣打扮，江北人皮实不娇贵……以至于北方媳妇嫁到上海帮忙做家务，听到婆婆“哦哟，老勤快……”的夸奖，会越听越不是味道。
但是，很难说江南人是基于生活方式上的“高下”来区分苏南和苏北，这种歧视更多是他们自我认同的结果。真正建构江南人认同的，是吴方言。
语言造成认同，在全世界都是通例，吴语区就是在这个认同的基础上，自认高“江北人”一等。南京之所以位居江南却被硬点为“江北”，也正是因为它不属于吴语区。
但是，被吴语地区人民区分为“江北人”的地区，说的也并不是统一的“江北话”。
吴语区所称的“江北话”，一般指近代“江北籍上海人”曾普遍使用的江淮官话洪巢片淮东话和通泰片部分方言。
作为汉语方言官话系统的一支，江淮官话分布于苏、皖两省中部，以及赣北和鄂东的广大地区，是有着 7000 万使用人口的大方言，不但内部口音各异，有些甚至还互相不能通话。
而“屌开头屄结尾”的南京话，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淮西话系统，与江苏境内的其他江淮系方言都不同，近亲只能在安徽的合肥、芜湖一带找到，归为安徽话才算恰如其分，连“江北话”的近亲都不算。
而苏北的南界之所以难以划定，也是因为吴语区与江淮官话之间的分界，并不能与长江线完美贴合，而是各自突破天堑，呈现犬牙相入的态势。
不过，吴语区虽然以方言区分江南江北，但他们将“江北人”视为歧视对象，显然不是因为语言上的差异。吴语的“啥地方”是否比江淮官话的“哪块”好听，在外省人看来就很莫名其妙。
对很多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吴语比“江北话”更“有文化”。这也符合人们本来的刻板印象，像“吴侬软语”本来只是苏州话的代称，如今却成为全国人民对吴语区的总体印象，其知书达理的形象实在深入人心。
在今天，吴语区的文化优势确实强劲，以两院院士数量为例，常州——上海——杭州——宁波的带状地带，占据了两院院士分布图的半壁江山。
然而，这是因为吴语区在近代率先引入了西式的教育体系，若是向前追溯，吴语区的文化强势就没有这么突出了。
歧视究竟从何而来
苏北经济的衰落从清代就已开始，此前之所以繁荣，靠的是运河经济的发达。大运河曾经是联通江南与中原的命脉，南宋初年，宋高宗逼迫东京留守杜充放弃开封，用的就是断绝漕粮的手段。
但大运河维护成本高昂，一旦朝廷治理不足，其北段就会变得不便通行。
加上 1684 年清政府放开海禁后，民间海运迅速发展，漕运船只逐渐改变航道，由海路北上。上海因此成为新的运输网络龙头，江南经济重心南移，与江北往来减少了。
1730年，出于税收考虑，江苏省更是把苏松道的道台衙门从苏州迁往上海，这种变化趋势可见一斑。
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通商彻底激化了长江两岸经济的不均衡。在上海带动下，江南地区加速步入近代化进程，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树立起巨大的优势。
几乎与此同时，江北地区却连遭厄运。1855年，黄河改道，大运河山东段废弃，江北漕运变得聊胜于无，扬州、淮安等城市的衰落也无从挽回。
紧随运河废弃而来的是水利事业的败坏，苏北逐渐频繁爆发空前严重的水灾，大量农民南下逃荒，涌入上海等新兴近代化城市，成为继江南人之后的第二大移民集团。
在当时的上海，同乡关系对提升个人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很多员工招聘，经商结帮，人脉组织都围绕同乡同籍展开。江南人有近水楼台之便，率先取得较为优越的地位。但随后赶到的苏北人数量十分庞大，无疑对江南人的既有经济地位构成某种威胁。
但苏北移民毕竟多系逃荒灾民，一无文化二无技术，更无宁波帮这样的多金老乡助力，以至大多只能从事码头苦力、拉洋车、粪便垃圾清运等苦活累活，经济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自身贫穷、愚昧、粗俗的刻板印象。
这种情况下，对苏北人群体施加污名化打压，实在是顺理成章。江南人和苏北人在种族上并无差异，彼此迥异的方言风俗，成为区分二者的主要标志，也成为重点攻击方向。
由此，江南籍上海人几乎独占了对“上海文化”的诠释权，赋予自身一派文明开化的洋气形象。至于苏北籍上海人，则多少沦为异类与对立面，备受歧视，以至于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苏北籍上海人的婚姻歧视依然广泛存在。
好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总能化解一切矛盾，在今天的上海，身份和认同首先体现为户籍，体现为身份证头三位是不是 310，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有上海户口，哪怕满口陕北腔，也能在住、行、学等多方面体味到现代化大城市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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