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样板！新经济时代，苏州往哪儿走？
发布时间：2018-05-16
【导读】东吴财经，立足苏州，专注于新实业、新消费、新金融的研究，求其变，知其不变。东吴财经团队将持续的从区域维度、产业维度、民生维度、国际维度等对比苏州和其他值得学习的城市，为苏州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我们依然希望，东吴财经的每一篇文章、每一篇报告、每一本书，都淳朴、大方、谦卑、有力量。
随着2017年全国各城市经济数据的公布，曾经以经济发展水平傲领神州的苏州，在全国城市经济版图中的存在感有削弱的趋势。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苏州以其震惊海内外的苏南模式直逼得开放之先的深圳，可是就在无限贴近期望的时刻，苏州慢了下来，渐渐的似乎有距离越拉越大的趋势。
而挟各省人才与资源优势，杭州、南京、武汉、成都也在紧紧追赶。
▐ 外资如潮，苏州模式成中国样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依托外来流动人口的“三来一补”沿海初步开放，深度依托工业园区引进成规模和一定技术含量的外资、大力发展小城镇之后的第二轮，直至现在的第三轮，即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的现代城市产业群发展类型。
在这三轮发展趋势中，广东抓住第一轮的沿海开放政策，以苏州为首的苏南抓住了第二轮，即乡镇企业与浦东开放带来的政策与产业外溢，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苏州主要领导狠抓的为民亲商政策，敢于放下架子，主动招商，开创性的赢得了与新加坡共建工业园区的创举，先是苏州所辖各县市纷纷效仿，后引得全国各地争相效仿。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这里创造出了“一天创造1个亿的GDP，一天上缴1260万元的财政收入，一天引进400万美元外资”的奇迹。随着苏州经济发展一路高歌，以苏州为主要样榜的“苏南模式”达到了中国发展样板的制高点。
那么“成规模的外资为什么落户江苏，主要进入强政府控制的上海和苏南？因为外资和上海、苏南这种强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最低；以获取超额利润为目标的垄断资本之间最容易达成有利于双方的契约关系。为什么从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外资基本上不进入自由市场制度最好的浙南、岭南，尽管那里是中国自由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成千上万的小经济，交易成本太高。”
这种政府出面协调各方为外商一路开绿灯的做法，最大程度的节省了投资办厂的前期所需的巨大磨合成本，同时也为后期所涉及的水电交通税收各项减免优惠扫清了障碍，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故而引得了外资尤其是台资的特别青睐。在当时，这实际上是政府行为的一次大胆创新。
之所以说它创新就在于，它改变了从前政府部门在家坐等投资者上门的被动，主动迎上前去，创造机会。同时由于政府的主动出击，使得投资者不仅看到了政府发展经济的巨大诚意，还有背后一系列巨大的政策优惠措施，这使得他们敢于将相对产业链中端的企业放心的带过来，有的一来就是一条先进生产线，这就使得苏州园区工业悄然迎来一次隐形的产业转型，即一开始就告别了或将最简单的三来一补交给更下游的民营企业去做，这就使得这里的企业整体效益要比其他地区高一个等级。正是这次创新，才将在大上海脚底下一个几近被人遗忘的江南古城重新推到了世人面前。
2000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在向苏州学习，招商引资成为不约而同的“一号工程”。在江苏很多地方，招商更是成了不少党政一把手最主要的工作。在苏州的明星市昆山，流传着市长要敢于给外商端洗脚水的说法。而始作俑者的苏州在外来资本的推动下，GDP高速增长，不仅逐渐摆脱了乡镇企业衰败所导致的窘境，而且一跃成为苏南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2000年苏州实际使用外资额为28.9亿美元，全国的数据为593.6亿美元，苏州利用外资的规模占全国的比值为4.9%。到2012年，苏州的外资依赖达到巅峰的时期，当年度使用外资额为91.6亿美元，全国为1132.9亿美元，苏州占全国的比值提升到了8.1%。到2012年，外商投资的巅峰时期，外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含港澳台资）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8870亿，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值上升到66%；利润总额937亿，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值甚至达到了72%。从2000年到2012年，苏州经济的发展，就是被汹涌而至的外资制造业支撑着。毫无疑问，至少从对外资的引进与招商方面，以苏州为首的苏南地区完成了政策先行的粤闽的反超。
其奥妙在于除了上面所讲的政府倾力营造的亲商环境外，苏南地区还拥有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人文软环境。
首先是劳动力素质。由于苏州一带工商业基础较好，社会分工相对较为分散，家族血缘集团化色彩远没内地那么浓烈，尤其是社会成员生存方式明显有别于内地垂直性的地主农民样的分工样式。这样自然而然就积聚了一大批具有熟练工艺的手工艺人、纺织工人和工业业主，较为成型的运输船队船工和船主，较为成熟的商业队伍体系，为80年代这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积存了丰富廉价且可信度较高的熟练工人和业主，正是他们使苏南大大缩短了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所经历的各种阵痛阶段，从而构建了苏南乡镇工业繁荣最坚实的基础。
同时这里还具备内地主流文化所不具备的一种宝贵的生存品质——强调每个人都必须独立承担自己的生存责任，遵从固有的社会规范，尊重私人财产，尊重认真负责的敬业劳作。这就使得这一地区民间对财富的留存始终持一种宽允的态度。再加上地域文化中勤劳本分与节俭的传统以及对家庭责任的强调，使得苏南人把劳动所得更多的用于带有延续性的房产和实业，而不是为奢侈的生活与意气用事的打斗而毁掉，这就使财富的积存有了很好的民间基础，为日后的现代化运动积累了较为充裕的资金。
外商如此青睐此地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里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以制令规范为核心的民风民俗传统，对生活在里面的人们和当权者的主观随意性都或多或少有些限制约束。尽管它还远没达到成熟系统的现代社会法理法规样式，但透过这些被人所熟捻的日常行为规范，当它在一个地区能具有普遍意义的依存特点且已完全深入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它必然会形成一股极其丰厚的社会传统惯性力，为外资的大规模进入提供了良好的秩序保证、资金的正常的积存与循环和优渥的人力资源基础。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所言，“嵌入在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中的文化约束不仅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而且是我们解释历史变迁路径的关键之所在”不要小看这些，在今天内地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像东北，它还是一种奢望。
通常说来，严格的产权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保证创新的基本前提。在中国，这两者都还很不健全，相比苏州所在的苏南，珠三角可能问题更大，从创新所需的各要素讲，前者看起来都要比后者都更齐备。
正因如此，于经商而言，这里有着可能是全国最好的法治环境（不要小看它，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称，法治是新加坡最核心的价值），所以大量外资企业纷纷迁往此处。
▐ 错失两次机会，苏州不能再错
近年来，作为支撑苏州经济发展命脉的外资后继乏力，加之国际、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曾经一路高歌猛进的苏州缺乏新的兴奋点，显而易见。
今天的苏州面临三个最基本的问题。
第一，国内以区域核心城市构建的城市群的新一轮发展浪潮中，苏州既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资源优势，又不具备高端转型必备的人才资源优势，最关键的是不具备立于国内乃至世界经济创新桥头的具有强烈集聚与外溢能力的大型企业，或集聚一团的产业集群，这就使得苏州失去确立区域中心城市的本钱，也就是说，在新一轮国内经济发展浪潮中，苏州缺乏政策支撑的核心资源，于是苏州只能紧紧依傍身边的上海。
那些高端制造业离开所带来的广泛且影响深远的就业人口的消失以及由此而来整条产业链的连根拔起，对苏州这样以制造业起家的二线城市而言，其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远非新型产业和总部经济能比。
第二，从技术发展路线看，往上由于前期过度沉湎于外资引入所带来的丰厚红利，而接连错过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浪潮，与本应并驾齐驱的兄弟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面对即将到来的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核心的互联网+时代，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必须以前一个时代的丰厚积累为前提的，这就使得苏州经济向上的转型升级异常艰难。
第三，由于苏州仍然没有完成产业转型，大部分企业仍是建立在以往人口红利低成本所带来的规模优势上，而随着土地能源税收尤其是人力成本大幅上涨令企业难堪重负，曾给苏州带来无上荣耀的外资尤其是大型制造业群体开始成群转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许召元表示，“短期来看，中低端制造业向印度、越南转移的趋势会放缓，像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也在实行制造业回归。上下挤压之下，使得今后相当长时间仍将以制造业为主业的苏州面临更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
那么苏州的未来究竟在哪里呢？从世界新兴产业发展来看，新兴产业成为主流的速度可能快于投资者预期，大部分的新兴技术在未来10年之内成为主流。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机器人和3D打印等七大产业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新支柱的新兴产业。
苏州必须抓住这一次技术浪潮。
2016年苏州市经信委起草了《苏州市创建国家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到2018年底，苏州将形成制造业和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新型创新载体，培育和建设一批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在主导产业引领制造业形成“126”发展新态势（1大超级产业，即电子信息产业；2大技术高地，即纳米和生物医药；6大先进制造体系，即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产业、互联网+制造业融合发展 苏州全力打造智能制造品牌）
毫无疑问，苏州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且付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 工业互联：苏州的最后一张船票
苏州要想获得自己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居一席之地，恐怕要更加充分发挥市场在竞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面对即将到来的工业互联网革命，政府就完全无为。首先必须清醒的意识到，以苏州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实力，还不具备在浪头搏击的能力，在这个时代壮大自己该做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发达国家得以独善其身的德国的深刻体会是，经济转型升级中应保持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不应把传统产业全部转向现代服务业。尤其要注重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充分利用信息化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
中国自是更应如此，能够支撑我们平稳度过转型适应期的，只能是重视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骨干地位。
以制造业为例，我国将出现三大集团，一是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国家高精尖制造业，总量少，但是技术处于最顶尖行列。这些城市已不以制造业为主流。二是以长三角的无锡苏州，珠三角的佛山东莞为代表的大众制造业的中心，其技术先进，基础雄厚，在制造业体系中处于节点位置。三是当下承接产业转移最集中的大陆腹地城市。
毫无疑问，苏州的未来在制造业，但今天苏州的制造业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因为支配着苏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人口红利现今已逐步消失，而在此基础上打造的规模优势自然也荡然无存。苏州制造业要想生存，唯有转型升级一条路。可转型升级谈何容易。
今天全球也在发生类似19世纪和20世纪的巨变，通信、能源和交通三个领域不仅创新不断，而且还在相互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数字互联网技术则是引爆这一场革命的关键技术，对苏州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而言，从生产形式上看，必须拥抱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机器人。在自身不具备如此高端技术与服务的前提下，鼓励传统制造企业主动与亚马逊、阿里云、微软等企业联姻，以自身工厂的一线数据与其复杂的运算能力互换，通过工业云服务提高工艺制造效益，提升能效和设备的可用度。更重要的是，打通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流通的藩篱，这就是目前大力宣扬的工业互联网。
关于工业互联网，目前还没有成系统的理论和成熟的产业模式，但有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一家光伏企业，每年因为生产的废品而白白花掉数亿的生产成本，部署了工业云之后，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提升了1%的良品率，每年节省上亿生产成本。这只是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的一个例子。
对于工业互联网来说，还不仅仅是提升良率这么简单，效率、连接能力、互联互通能力等都是工业互联网云平台所肩负的重任所在。不仅要实现设备与设备的连接，而且要能在人与设备的连接、泛设备的连接等过程中，做到精益求精。而通过与工业制造一线的企业共建，则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通过对问题存在的原因进行剖析，经过不断地持续调试，让云对工业制造业的赋能日趋精确和全面。
总之当前台的应用都互联网化之后，自然会发展到从制造到采购的全链路重构，中间有很多的环节还是完全离线的，它们都会逐步地在线化，被并入到协同网络当中，更好地完成客户的需求。因此，几乎在每一个行业都会经历从传统的、封闭的线性供应链，走向开放的协同网络的完整过程，对制造业来说，这中间有巨大的商机。
未来三年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向是产业互联网的突破。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平台都只是完成了非常浅的连接，很多的产业，仍是复杂的互动，以及有一套非常复杂的利益分配机制。如何把复杂产业从线下搬到线上，完成网络协同，挑战和机遇正藏身于此。
拥抱新经济、实现新腾飞，对每一个身在苏州，每一个认同苏州、仰慕苏州的“粉丝”来说，在新一轮的世界性的经济大潮背景下，在国内惨烈的城市化竞争中，希望苏州梦想成真。
（编辑：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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